冬天的乐章
辛茜
高原的冬天，夜晚很冷。那是一种毫无遮挡的冷，一直渗到骨头里。读高中的儿子已经回家，他爸爸还没有回来。这本来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是今天，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有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感觉。前几天，就听说，按照往年的规律，估计这两天应该是部队宣布转业干部名单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每年都有一次，但这一次同样有些不同，因为这一次转业干部的名单上一定会有丈夫的名字。我很清楚丈夫这段时间所忍受的焦燥与矛盾，但是也只能佯装不知，表现出一幅没心没肺，不以为然的样子。
丈夫从17岁自甘肃徽县入伍，到青海25年，仅穿过的军装就换了五种。这些军装被他细心地叠好，一样一样整整齐齐地放在我们家衣柜的正中间，衣服越放越多，越积越厚，都没法挂我的衣服了。搬家的时候，我有过几次把不能穿的军装送给别人的念头，可是都被他凶巴巴的样子吓住了，他宁愿把他的名牌西装挤在一起，也不舍得送掉一件。
不知什么时候，雪从灰暗的混沌中纷纷飘落，落雪的夜晚寂静而美丽。我记得，我第一天住进部队大院，也是一个下雪的日子，不过那是五月，在五月的青海高原见到雪也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那一天的雪让我有些心酸，因为那天是五月一日我们结婚的日子，然而第二天，他就要出发，去青海省海南州塘格木执行抗震救灾的任务。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我不知道新婚的离别是什么滋味，我也不知道，把我一人留在营房，守着一个不大的空屋子,独守寂寞是什么感觉。晚上回来，我把煤气炉搬到外面又黑又窄的楼道里，点上火准备做饭，听到动静，隔壁篮球队的高个子战士，就会围过来，问我，这是什么炉子啊？怎么这么小啊？我跟他们解释，可是在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在偷偷地看我，我难为情地只好把炉子又搬回屋里。因为怕油烟熏坏了我的新被，只能煮一碗挂面吃。
那时候，我们住的那个小楼常常断电，到了晚上，不能看电视，也没有灯光，我只能躺在被窝里想心事，想远在塘格木的他。两个月过去了，我们连一个电话也通不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不能和丈夫天天在一起。
特别是下过雪的冬天，伸在楼外的楼梯上结了厚厚的冰，和我住在一层楼上的，怀着身孕的年轻女人，因为丈夫不在身边，还要独自一人扶着楼梯下楼打水，我心里真是好难过。
过了两年这样的日子，楼上的几对年轻夫妇都搬到了有厨房、有卫生间的房子里，我的丈夫却得到了一个带院子的平房，平房比在小楼上多了两间房，却冷得出奇，窗子上的帘子常常冻在玻璃上，撕都撕不开。冬夜漫漫，如果有丈夫在家还好，可是，多半的日子里他是不在的。
有一年的夏天，我已经有了身孕，外面下着大雨，一场接着一场，只能听见雨和着风的声响，突然炸起的惊雷更是骇得我不敢作声，我一时觉得很委屈，父亲从小娇惯我，没让我受过什么罪，我为什么当初不听父亲的劝告，要嫁给一个军人呢。过了很久，他回来了，我大声地哭着，像一个悍妇扑向他，他也朝我大吼大叫，愤怒地责怪我，不体谅他。那一夜，是一个风雨之夜，也是我和他度过的最伤心的其中一个夜晚。
第二天，他一早就去了编辑室编片子。我从睡梦中清醒，睁着一双红肿的眼睛，看见了他扔在椅子上的衣服。他的裤子上全都是泥巴，上衣也都是湿的，我不想问他，到了办公室打电话问他的战友，才知道，昨天夜里，北山脚下洪水瀑发，淹没了许多人家的房子，他站在齐腰深的泥水里，几个小时，现场拍摄战士们抢救群众财物的镜头，所以才那么晚回来。但是，他昨天夜里什么也没说。
丈夫和军营里其他女人的丈夫一样，都是能吃苦、耐劳、勇敢的军人，他们在外不管执行怎样危险的任务，受多少累，都不愿意回家告诉自己的妻子，也不会在自己的上级领导面前说一句诉苦的话，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平静的。因为他们明白，做为一个军人就应该承受别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尽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很多难忘的经历中，我想起了有一年的春天，丈夫去可可西里拍摄有关部队保护野生动物的片子。在五道梁住了三天，了解清楚情况后，丈夫和战友们在森林公安干警的带领下，从楚玛尔河走便道进入了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三月份的可可西里，仍是冰雪的世界，汽车顺着一条结冰的河沟艰难地行进，结果到了一个山梁上，停车一看，全车人都吓了一跳。山的两侧都是近70度的陡坡，退是不可能的，丈夫要去拍摄的地点库赛湖还在前面，无奈，只好顺着山坡往下走。坐车的人都下来为司机找路，看着车从陡坡碎石上往下移动，大家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稍有不慎，那可是车毁人亡的大事。万幸中，终于度过了第一难关。下了山，他们的车向着库赛湖方向继续前进。可可西里，可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一百多头一群的野牦牛、藏野驴在镜头前狂奔，藏羚羊在天边静静的伫立，扛着摄像机一阵狂拍之后，丈夫和他的战友们高兴极了。可是就在这时，他们又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库赛湖周围原野上的石头，一片一片露出地面，像刀片似的朝着天，向导说这是由于可可西里一年四季都刮大风，风吹走了土，所以露出了像刀尖一样锐利的石头，大家都叫刀尖石。刀尖石刺破了汽车的两个车胎，在渺无人烟，风雪弥漫的可可西里腹地，补轮胎是没有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车只好硬是往前开了，还有90公里的路程，无论如何得赶到青藏公路上，不然，车上没有给养，又没有通信设备，困在可可西里，让人找都不是件容易事。还好，由于驾驶员王兰涛技术一流，车终于在凌晨一点开到了不冻泉。留下战友王辉和司机王兰涛看车，丈夫和其他人员坐其他车赶回了格尔木。回到部队后，丈夫担心看车的王辉和王兰涛的安危，又担心司机发动车取暖，发生意外，没顾上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就带着轮胎和给养车在凌晨6点又赶到了不冻泉。十几天后，一脸黝黑的丈夫从可可西里回来，没有说一句他们在外面遇到的种种危险，只是把他拍摄到的藏羚羊、野牦牛的镜头放给我看，让我高兴。
从25岁嫁给一个军人，将近20年，不但与他一起经受着生活的磨练，也因为他特殊的经历，感受到了许多人世间少有的温暖与人生的苦难。
有一年黄南州泽库县发生严重雪灾，丈夫和战友们蹋着冰雪抢救牧民的生命和财产。返回的路上，见到一个藏族妇女穿着单薄的衣服光着脚站在雪地里，丈夫和战友们像接到了命令一样，纷纷跳下车把自己的军大衣和靴子脱下来，抢着送给那位妇女。
还有一年，海南州沟后水库大垮坝，丈夫和新闻站的战友们连夜赶往出事地点，没日没夜地抢险。当我看到他拍回来的镜头里，那惨不忍睹的场面和战友们不言不语奔忙的身影、悲哀的面孔时，我和当时在场的几位战友都悲痛地流下了眼泪。
2005年的5月23日，我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让我不要着急，他现在在医院里。我吓得一阵晕眩，腿都软了，，丈夫前两天才从总队出发赴玉树执行处突任务，走的时候是夜里零点整，第二天中午，我在院子里碰到他的一个战友，他还告诉我说他已平安到达玉树，让我放心。怎么今天又到医院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坐在出租车里，我心里设想着种种可怕的状况，气都喘不匀了，到了医院门口，有人在等我，我跌跌撞撞地跟着他进了病房，我的天啊！还好，还活着，他费劲地朝我笑笑，眼睛里含着复杂的内容，我摸摸腿，腿还在。摸摸胳膊，虽然绑着绷带，看起来満结实，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对面的床上传来一个声音，你光管你的老公，不看看我啊，我回身一看，一个満脸纱布的人在说话，声音很熟，我走到床前，仔细看了看，居然是尹俊涛，一支队的政委。你们是怎么搞的？我心里一酸，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还没等他们告诉我呢，尹政委的爱人带着孩子像风一样卷了进来，一进来就扑在床上，哭了起来。尹政委尽量大声地笑着，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哭什么，快起来，他的爱人止住了哭声，摸着他脸上的纱布，我刚才想，能打电话，说明还活着，只要活着就好，哪怕是没有腿了，没有胳膊了也行。
原来，丈夫和尹政委还有机关的其他两位干部，接到命令后，零点准时出发，赶往玉树。行至海拔4000多米的姜路岒时，大雪纷飞，道路迷茫，车轮一打滑，立即飞离路基，打了几个滚，落在了铺满厚雪的沟底。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尹政委先清醒过来，他动了动胳膊，还能动，感觉还活着，然后摸了一把脸，因为他的脸上流着血。当时他没有感到痛，也不知伤在哪，他叫着车上所有人的名字，没有一个人答应，他这才发现，和他一起坐在后排的三个人马处长、他自己和我丈夫都从车里甩了出去，司机陈文胜和傍边坐的杜处长还在车里，尹政委挣扎着起来，茫茫四野，悄无声息，只有大片大片的白雪飘下来，落在他麻木的脸上，他爬到我丈夫的身边，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空旷的山野里，他焦急的声音显得尤为凄切。丈夫终于清醒过来，他看不清尹政委的脸，只觉得浑身疼痛，这时，马处长也醒了，三个人就一起往山坡上爬，想在路上挡辆车，沟底距离公路有十几米，又滑又陡，好不容易爬上去了，却不见车的影子，等了好长时间，三个人快冻僵了，才看见一辆班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班车上只有两名司机，看见他们就立即停下车，跳了下来，首先把他们三人扶上车，然后又滑下山坡，把车里的两个人背到车上，凌晨5点多钟，班车急速地朝海南州共和县医院驶去，很快又跟部队取得了联系，就这样，经过医院简单的处理后，他们于当天返回西宁。部队领导怕家里人担心，没有通知我们，过了三天，看他们没有什么大事了，才让我们去探视。
尹政委说，回到西宁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家人，最想看到的就是自己的 儿子。
过了一段时间，丈夫的身体渐渐恢复了，但是受过伤的胳膊一直疲乏无力，不如以前那么有劲了，尹政委的面容经过修整倒是依然俊朗，其他几位战友也都先后出了院。此后，大家在一起便很少再提这件事了，又一次搬家后，我们和马处长住在了一个楼上，上下电梯的时候，碰到了总会报以欣慰的笑容。但是他从来在我面前没有流露过一丝抱怨。因为他们这些人都知道，做为军人遇到这种事是很平常的。但是我们心里同样清楚，其实他们当时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从车里出去的他们，如果不是落在厚厚的雪地上，而是离他们不远的大石头块上；如果不是当时突然出现的那辆班车，他们冻也冻死了。
在部队军营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见过生离死别的场面，也体会过许多担心与烦恼。在丈夫出外执行处突任务，长达半年之久毫无音信的日子里；在独自照顾生病的儿子，面对儿子的病危通知书，心惊胆颤的一瞬间；在丈夫夜半归来，満脸倦容，还得不到我体恤的那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深夜里，我流过眼泪，受过惊吓，但是，留在我心里的最沉重的隐痛还是对军营、对军嫂这个称谓的无限眷恋。
时至今年，丈夫的已服役25年，年初的时候，他就产生了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想法。起初，我很是不解，总队的李军农政委、政治部孟世强主任长期以来都非常爱护和关心他这个新闻站的老同志。李军农政委曾经说过，我们不会忘记你为总队新闻工作做过的贡献的，在部队继续好好干吧。当他听到政委说这番话时，他告诉我，他眼里顿时涌满了泪水。
他真的不想离开部队，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25年的军营。从他入伍后在新兵连里训练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入到了部队这个神圣而庄严的大熔炉里，他为他所在的新生的部队的诞生而欢笑，他为他身边的在重大事件中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和执行任务过程中，英勇献身的刘长生、李军、张海西这些战友们而悲痛。就在一年前，他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离开部队后，会干什么，会怎样的生活。他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总想的是跟哪一位总队领导去艰苦的哨所慰问上哨的战士；遇到灾情的时候，总考虑的是该如何组织人力拍摄现场，留下珍贵的资料；更多的时候，他会和战友们下部队寻觅每一位可以歌咏的战士、每一件可以描述报道的事件。
忙忙碌碌的25年，紧张而充实的25年，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一个军人，不能辱没军人的尊严。记得我们认识不久，有一次上街，我不顾他的劝阻，买了一串烤鱼在大街上吃，看他不高兴，就把烤鱼伸到他的嘴边，让他吃一口，没想到他一把抓过烤鱼就扔在了垃圾桶里，气得我直嚷。他说，当兵的在街上吃什么东西，你也不许吃。就连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说，你们家杨子穿上军装显得又英武又好看，一脱了军装，人就变蔫了。今年，部队又换发了新军装，他穿在身上在镜子前照了又照，特别神气，总队“国庆”节举行升国旗仪式，他一早起来就准备好了礼服，一会穿上了，一会又脱下了。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我都要转业了，就不要再穿了吧，我说正因为转业了，你才更应该穿一回新礼服，升一次国旗。他犹豫着，一会拿起军装，一会又放下，最后突然迅速地穿好，奔了出去。
近二十年了，不要说他，就是我，都习惯了听着军号起床，听着军号休息。每天下班回来，只要一进军营的大门，看见绿油油的草坪，新起的办公大楼，整整齐齐的营房，我的心里就好像水一般宁静、踏实。丈夫常说，祖国的和平与安宁就是军人最大的荣誉，就是对军人最高的奖赏。身为军人他也常常为此而感到自豪。
但是，部队这个特殊的集体，不可能让每一个人干上一辈子，部队需要永远保持年轻、健康、旺盛的活力。更多的人到了一定年龄都要面对转业的问题，转业到地方同样也是对社会、对部队建设做出的贡献。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都明白，可是，每一个人在离开部队时，都经受了痛彻心肺的剥离般的痛苦。
面临转业，丈夫虽然在心理上已经有了准备，但是，在很多时候，他仍然处于极端的迷茫和困惑中。我看得出，那是一种既想挣破和冲出自己身心的感伤又无法飞跃的矛盾，是一个人面对人生的最后一次重大选择、最后一次转折，无所适从的痛苦。他常常劝慰自己，说服自己，也常常和其他战友探讨这个问题有时候很振作，有时候又很无奈，很沮丧。已经失去了大半生的时光，把自己的青春和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部队，现在又要他突然放下眼前熟悉了的，尽心尽力做的事，考虑余下的时间，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来回折磨着一个人。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和我的丈夫共同承受着心理上即将离开部队带来的失意和些微的变化。如果在部队呆下去，也只能再干二三年，那时候，年龄已到四十五六岁，转业到地方，年龄偏大，退役在家，又觉得年龄尚轻。有很多人都说，选择退役多好啊，有生活保障，还可以再创业，再发展。但是，坦率地说，丈夫在部队这么多年，与地方接触的机会很少，相对比较单纯，缺乏一定的交往能力和社会经验。而闲置在家，往后的日子还长，总不能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说的那样在家混吃等死吧。
丈夫和所有在部队服役过的战友一样，有一颗自强不息的心，他们自尊、自强，有抱负、有理想。但是面临转业，面对突然降临的需要停下来的脚步，不论是选择自主择业还是计划安置，他们一样无所适从，一样感到茫然。其实，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怕的不是吃苦、不是劳动，而是那种无助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寂寞的感觉。
我知道，从一个寻常百姓锻炼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人，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一个军人再回到社会上，成为一个有做为的、快乐的人，同样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一个曾经在坦克团当团长的人，转业后需要地方安置，安置办的人问他，你擅长什么工作？团长说，开坦克。又问，除了开坦克，你还会干啥？团长说，我只会开坦克。是啊，这个团长，从当兵开始一直在这个坦克团，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学习开坦克、研究坦克的作战特点和要领上，他首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训练标兵，然后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坦克团团长。开不好坦克，他当不了团长、提不了干。听了团长的话，安置办的人一时无语。
深夜，丈夫回来了。他告诉我，外面的雪停了，万籁寂静，一片洁白，干净的空气里没有一丝尘埃。在这样的夜晚，我无法安慰他，正如他无法安慰我一样。
在2007年岁末冬日的一个夜晚，我用尽量平静的语言，记录了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事。这样的事在大千世界中是很平凡的一些琐碎的小事。在经历了数次波澜以后，如果这样的事和有着同样经历的人家发生的事，都能处于一种完全和谐内敛的状态，那么，这个事件就会产生自身的音乐。我对丈夫说，我把这些来自心灵的音符，称为冬天的乐章，不仅因为它有着冬天般的寒冷的感觉，更因为它预示着一种光明的到来，伟大的诗人歌德在临终前还在呼唤“再多给些光明吧”。那么，这种怀有理想力量的深厚的象征意义就是这个冬天赋予所有转业军人的希望和未来。
2008年元月
（字数6432）
